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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文随笔

邂逅李泽厚
作者:吴中杰  发布日期:2021-11-06 17:08:22  浏览次数:1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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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网上得知,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家中逝世。本来,一个九十一岁老人告别人世,应该算是喜丧的了,但对于李泽厚的逝世,我总感到非常婉惜,因为还想再读到他的具有创新精神和思想深度的新作。

我与李泽厚算不上朋友,只是偶尔相遇相识而已,平时并无联系。但看到他逝世的消息,那短暂的接触,却不断地浮现在脑际,觉得还是应该记载下来,算是一个小小的纪念。

在我读大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国内有三位青年学者和批评家很受社会关注。那两位的文章大都与政治批判相联系,因而本人也随着政治风浪而浮沉,只有李泽厚是因学术研究而引人注意,他的文章当然很有思想深度,但并不借政治运动而张扬,因而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。李泽厚开初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,发表文章较早,这些文章在他大学毕业后结集为一本专著:《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》,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关注。他的引人注目,是在美学大讨论之中。

1956年,毛泽东提出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的文化发展方针。中宣部为了贯彻双百方针,就组织了两次学术大讨论:理科是遗传学问题讨论,文科是美学问题讨论。美学问题讨论得很热烈,持续时间也很久,吸引了许多读者。争论集中在美的本质问题上,大致可以分为四派:一派认为美在主观,另一派认为美在客观,还有一派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,李泽厚则自树一派,强调美的客观性和社会实践性。其他几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文坛老将,而李泽厚则是初出茅庐的小将,而且说得很有道理,吸引了许多读者。这个美学讨论,后来姚文元参加进来,批评他们脱离生活实际,但当他自己加以发挥时,却把美学研究搞得庸俗化了。李泽厚写了一篇《美学三题议》,从哲学的角度,将姚文批驳得体无完肤。但后来,由于形势的变化,美学讨论就不了了之。李泽厚的研究方向也转向西方哲学,他写了一本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。

国内学术活动的恢复,是在1977年之后。记得在1978年10月中旬,安徽大学和安徽劳动大学发起组织黄山鲁迅学术讨论会,规模很大,请了许多老先生,也有许多中青年学者。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也收到一张请柬,由现代文学教研室一位老师去参加,我的编制在文艺理论教研室,没有派我去是自然的。但因为我发表过一些鲁研文章,又有一本《论鲁迅的小说创作》即将出版,已有广告出来,算是获得鲁研界的认可。有几位鲁研界的朋友见我没有与会,建议会议秘书组另给我发了一张请柬,我赶紧赶去,会议已经开始几天了。但李泽厚比我来得更迟。他是在芜湖开西方哲学史讨论会,听说山上在开鲁迅研讨会,那边会议还没有结束,就跑了上来,同行的还有一位哲学所的同事张琢。李泽厚写过鲁研文章,他当然有资格参加会议,但会议主持者似乎不大看重他的学术价值,只把他作为一般中青年研究者接待,安置在我们这一较差的住宿区。

那一年,正是停摆了十多年后重新开始评职称活动的时候。但是,各地动作有快慢。安徽最快,会议主持人已经评上了副教授,北京则较慢,李泽厚还是助理研究员,相当于讲师级。那次会议,住宿区的级别分得特别明显,教授副教授们都住在较好的别墅区,而讲师助教则安排在两三个人一间的宿舍区。我与李泽厚都来得较迟,所以安排在同一宿舍区,而且就住在隔壁。这种宿舍区,比现在的宾馆标准房还差些,没有单独的卫生间,只在楼面上设有公用厕所和盥洗室。但李泽厚并不在意,他的目的似乎并不在开会,而在游山。

而正因为有这样的住宿条件,我们在盥洗室里时常碰面,不知不觉间就熟悉起来。

李泽厚知道我来自复旦,就与我谈起毕业分配的往事。他说,他在北大毕业后,原想到复旦来教书,接到分配通知后他很高兴地来报到,并在复旦招待所住了几天,谁知因为肺病并未全愈,被复旦人事处退了回去,只好另行分配到科学院学部哲学所。我说,复旦真是不识货。他们难道不知道肺病是会治好的,而人才却很难得。这也是人事干部决定人才取舍的毛病,如果能征求专家的意见,或许就会好些。李泽厚也表示无可奈何!接着我说,这事对复旦是一个损失,但对你未始不是一件好事。哲学所人材济济,发展空间比较大。李泽厚说,的确曾经有几位老先生要收他做研究生,但他独立性强,喜欢走自己的路,所以谁也不跟,自己搞研究。接着,他问我有没有指导老师?我说,我是主张转益多师的,老师们的长处我都想学,但不想跟定一个老师,以免被束缚在一个门墙之下。他觉得我的主张与他相同,慢慢就接近起来。大概他已在报纸广告上看到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书的讯息,估计我会认识这个出版社的编辑,就说要拜托我办一件事:他将过去的美学论文收集为一本《美学论集》,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,已经很久了,至今还没有出来,要我回上海后帮他去催一催。我答应下来,并且照办了。但这本书的出版,与我的催促是否有关,那就不知道了,因为出版社自有他的操作规程,未必会因我的催促而加快。在我,只是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而已。又有一次,我问他:你美学研究搞得好好的,后来为什么突然转向去搞康德研究了?他说:我批了姚文元,那时他在台上,能允许我再搞美学研究吗?所以我只好去搞西哲史。对于西方哲学,我们一向比较重视黑格尔,因为列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,但我觉得在西方近代哲学中,康德哲学似乎更重要一些,所以就研究康德。我说:那个时候,你能坚持研究,也很不容易。他说:在干校里,我是把《毛选》放在上面,康德放在下面,有人来了,我就看《毛选》,没有人时,我就看康德,阳奉阴违,终于写出了这本书。我听了,哈哈大笑!

会议结束后,是游山,大家自由组合,互相照顾。我们四个人结合成一组:李泽厚、张琢、我、还有安徽大学的方铭。因为时间已是深秋,而且刚下过一阵雨,树上都结着细冰,晶莹透剔,倒是别有一番景致。但路上也是冰,就很难走了,路边又没有栏杆,一滑下去,就粉身碎骨。我们只好一路注意脚下,不敢太放松。断断续续地谈了些什么,现在也记不清了。好容易爬到山顶,却是床舖严重不足,讲师助教群体中,一张单人床要睡两个人。我爬了一天的山,感到很累,而且方铭与我原是复旦老同学,关系较好,就决定两人将就挤一晚。李泽厚与张琢却决定一起下山,而且说走就走,可见他当时身体很好,至少比我要强壮得多。

几年之后,我们又有一次相见。那是他到上海出差,住在复旦招待所里。蒋孔阳先生请他吃中饭,叫我作陪。饭席上只是闲谈,并没有讨论什么学术问题。只记得蒋先生说李泽厚的著作很受青年人的欢迎,希望他能多写。下午是请李泽厚为复旦学生演讲,地点在老教堂楼三楼靠东面的一间大教室里,挤满了人。那时,蒋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大好,支持不了全场,事先与李泽厚说好,他只能主持上半场,下半场由我主持。演讲结束之后,本应由我招待他吃饭或送他回招待所的,但是哲学系一批研究生一拥而上,将他裹挟而去,我连与他道别的机会都没有,也就只好让他去了。

此后,李泽厚愈来愈有名,而我有点怕见名人,所以就没有再与他见面。但仍关心他的动向,继续拜读他的新作。我喜欢读他的书,觉得有启发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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